河南一所省示范高中被摘牌 扰乱当地招生秩序

亚历山大的学生名叫迈诺的耶逊（Jason de Mayno，英语写作 Jason of Mainus，1435—1519），而耶逊的学生就是16世纪大名鼎鼎的法学家安德雷亚斯·阿尔恰托（Andreas Alciatus，1492—1550）。

Olivia F Robinson， T David Fergus， William M Gordon， Supra note 5，at 68.[133]Ibid.，at 64—65.[134]Norbert Horn （Fn.45），SS.341—348.[135]Norbert Horn （Fn.45），SS.348—353.[136]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 （Fn.55） SS.535—550。所有（当然，神学除外的）其他学问只有得到它们的承认和支持，才称得上是科学。

故此，它是一种为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履行着任何时代的法学的永久使命（使法律服务于生活的需要）之全新的法学。这后一时期精彩的法学故事，笔者将另文论述。1333年，他转学到波伦亚大学，师从雅各布·布特里加利乌斯（Jacobus Buttrigarius，约1274—1348）、彭特的奥尔德拉杜斯（Oldra- dus de Ponte，?—1335）、莱纳利乌斯·弗利温西斯（Raynerius Forlivensis，生卒不详）和贝尔韦修的雅各布（Jacobus de Belvisio，1270—1335）等人。通过研究中世纪法律史，我们可以发现，《国法大全》的各个部分在传播中经历了不同的过程，以不同的形式得以存续，其中由于保存工具（比如，纸莎草文书[Papyrus]）本身的毁损或残缺，其所流传下来的文本就不一定整全，难免有不同时代的篡改或添加，因而不一定可靠。Kenneth Pennington，Politics in Western Jurisprudence，in Andrea Padovani ，and Peter G. Stein ed.， The Jurists' Philosophy of Law from Rome to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Springer — Verlag，2007，p.197。

See Mauro Cappelletti， John Henry Merryman， Joseph M. Perillo，Supra note 51，at 23。[54]正因为如此，意大利人所称呼的山外派（the Ultmmontani）主要指的法国法学家，尤其是奥尔良大学的教授们（Olivia F Robinson，T David Fergus，William M Gordon，Supra note 5，at 62）。反过来说，实在法均具有暂时性和文化多元的特质。

维柯从1699 年到1708 年相继在那不勒斯大学发表7 篇演讲辞。(8) 法律的历史性与法律具有高于政治权威的至高性相联系： 所有的西方国家，甚至在君主专制之下，法律高于政治这种思想一直被广泛讲述并经常得到承认。他们的伟大洞见不仅在于重新发现了欧几里得( Euclid) 和古代的数学推理，毋宁说，他们把数学方法从逻辑的存在推展到了在世界中的实际存在。然而，最实用的办法看起来首先在于识别有待考察的思维方式如何形成其前提，以及它们各自用什么方式来持守这种前提。

它们会被看作是错误地提出的问题( Fragen)。我们这里所关注的是西方的传统与其法学生成之间的关系。

它不是一个逻辑推演的关联结构。因此，可以发现一个宇宙法学( universal jurisprudence) ———一个通行于神和人的法体系{6}。这里的真正问题是： 法学能不能当作自然科学来加以研究？ 法学是一门( 自然或社会) 科学吗？依照德国哲学家亨利希·李凯尔特( HenrichRickert， 1863—1936) 的观点，自然和文化是俨然有别的：自然是那些从自身中成长起来的、‘诞生出来的和任其自生自长的东西的总和。我把这样一种体系化工作的理想称为法律公理体系之梦。

一如哈贝马斯所言，法学实践活动所追求实践的认识兴趣，它的目的不是把握客观化的现实，而是维护理解的主体间性，以确保个人和集团的……自我理解以及其他个人和集团的相互理解{14}。我们当然可以想像从最普遍化的、最抽象的属( genus) 之意义上来寻求所有法律之有效性推理的前提条件。换言之： 体系的投放引致问题的选择。所以，法学并非纯思，它的理论兴趣不在于寻求纯粹的知识、理论的知识( theoretical knowledge) 或纯粹的真理。

{19}142 根据维柯的说法，古代的修辞学方法，特别是它的核心部分即修辞论题学( die rhetorische Topik)却可以提供人类才智，培养想像力和记忆力，教育人从极其不同的角度观察某个事情，即，去发现丰富的观点。这门思考技术运用的思维就是情境思维，它提示人们在面临进退维谷的困局( aporia ) 或难以消解的问题情境( Problemsituation) 时，应当如何应对而不至于陷入无以拯救的地步。

但按照维柯的原意，论题学方法对于批判法的先在性并不是等级意义上的先在性，而是时历上的和逻辑上的先在性。存在A，B，C 等等多个体系的场合，情况也是相同的。

b) 法律规则之间发生冲突。而与意义有关的问题，既不能透过实验过程的观察，也不能借助测量或计算来答复。前者是说明的科学，后者是理解的科学或诠释( 解释) 科学( Die hermeneutischen Wissenschaften) {11}。论题学思维方式则从不停止寻找前提，必然会满足于简短的推理。作为实践之学或实践智慧的法学显然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方法论和思维方式。体系思维方式利用相对少而固定的一套最终前提，可能会展开冗长的连锁推理。

只是不要忘记： 它们在公理推演意义上的体系价值一定是微不足道的。因为观点汇编是具有伸缩性( 弹性) 的，它能够被放大和缩小。

三 论题学法学的提出 在扬姆巴蒂斯塔·维柯演讲辞《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发表245 年之后，即1953 年，德国美因兹大学法学院教授特奥多尔·菲韦格( TheodorViehweg，1907 －1988) 受到维柯此篇演讲的思想感召和提示，撰写并出版了《论题学与法学》( Topikund Jurisprudenz) 一书，主张应当在论题学意义上来理解法学，最早提出法学的论题取向，建立法律论题学( Die Juristische Topik) 或论题学法学。(6) 法律体系的概念，其活力取决于对法律不断发展( 即世世代代发展能力) 的信念，这是西方独有的。

相对于亚里士多德的论题学( 其仅勾勒出所有仅仅可思的问题之论题目录) 和西塞罗及其后继者的论题学( 他们把论题目录用作问题定位的极尽实用的手段) ，菲韦格所提出的一阶论题学和二阶论题学是颇有新意的。论题学必须首先指明： 人们应如何寻找前提。

诚如英国哲学家罗素( B． A． W． Russell) 所言：近代世界与先前各世纪的区别，几乎每一点都能归源于科学，科学在十七世纪收到了极其伟壮丽的成功。然而，这一经过伯尔曼化了的理论范型并未细致地揭示1050 － 1150 年之前被伯尔曼本人称为西方文化的古代成分，特别是这个历史断裂期前的西方古代法学( 主要是构成历史断裂期之后西方法律传统之一部分遗产的古希腊法学、古罗马法学) 在知识论和方法论上的特征及其与历史断裂期后的西方法学的差异。菲韦格指出： 法学作为有助于解决疑难的技术，就在主要点上与论题学相一致。他总共列举出26 个论题，包括通用论题、语法论题( 如词源、同义语、同音异义词等) 、逻辑论题( 定义、属、种、特征、属性) 、形而上学论题( 整体、部分、原因、目的等等) 和历史学论题( 证据、事例)。

因为恒常的问题制约性只承认范围极为有限的演绎推导关联结构。1708 年，维柯作为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演讲教授( professoreloquentiae) [5]在所作的第七次演讲《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 De nostri temporis studiorum ratione) 中，曾经对他那个时代的研究方法( 即我们上面所考察的17 世纪的几何学方法) 和古代的研究方法进行对位比较，他提出了这样一个深刻而严肃的问题：这两种研究方法究竟哪种更正确、更优越，我们的还是古人的？{19}113 － 114 他把古人的方法称之为修辞学( 论题学) 方法，而把新的方法称之为新批判方法( nova critica)。

(7) 法律的发展被认为具有一种内在的逻辑： 法律的变化并不是随机发生的，而是由对过去的重新解释而进行的。这要求人们把问题看作是既定的、而且常常是前导性的存在。

特别是，自17世纪以来，人类的知识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笛卡尔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想的影响。(4) 训练法律专家的法律学术机构与法律制度之间有着复杂的和辩证的关系： 法律不仅包括法律制度、法律命令和法律判决等，而且包括法律学者对它们所做的阐述，即，法律本身包含一种科学。

柏拉图在其对话录中就使用过这种思考方法，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中也予以采纳。假如把这个推导关联结构称作一个体系，那么也可以简单地说： 旨在寻求解答的问题是归结为体系之内的。其门徒普赫塔( Georg FriedrichPuchta， 1798 －1846) 进一步将这个体系理解为形式逻辑的、抽象概念体系，从而走向概念法学之途{7}。{20}75 寻求论题目录，主要是为了适切地去把握当下有待讨论的思想。

由此开始，法学也无反思地追随时代的精神，抛却了古老的知识传统，转向强调科学( 公理) 推理、强调知识确定性、精确性及普遍性之严格规准的实证主义。( 参见: 卡尔·拉伦茨． 法学方法论［M］． 陈爱娥，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3: 43． ) [3]参见: 维柯．维柯论人文教育: 大学开学典礼演讲集［M］．张小勇，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121． ( 引文将译文中的真似之物［verisimilia］改译作似真之物，特此说明。

不过，当时的所谓法律科学毕竟尚未完全脱离经院主义辩证法的知识气息，尚达不到逻辑演绎体系之公理化的必要性前提要求和推理形式的纯粹性，后来更为优良的知识形态，即，近代物理学、 化学以及数学( 几何学) 为代表的精密科学( 自然科学) 取代了法律科学，而作为人类知识和方法的范式，这反过来又影响了西方法学的发展变化。显然，这是一个从意见或常识开始、逐步有节制地上升到确定性知识的过程{19}121。

他注意到近代大学( 比如1088年波伦亚大学的建立) 体制的形成对于法学的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影响： (1) 近代大学帮助西方法学成就了一种跨国家的特征，拉丁语不仅在法律方面，而且在教育与学术以及宗教崇拜和神学方面成了西方的通用语言，这有利于欧洲各国在保持文化多元的情形下实现文化( 特别是法律文化、法学) 的同质化构造，从而赋予法律学问一种跨国界的性格。例如，类比推理的经常出现，表明缺乏完善的逻辑体系，所以借助于论题学。